结语

　　信息化和全球化……产生了数千家环球商业企业及成千上万个国 际组织和政府间组织。
    　　　　　　——E·拉兹洛
  　　人类在进步，不再认为战争是潜在的上诉法庭。
    　　　　　　——布洛克
    当“四海一家”这个人类的千年理想被IBM用作广告词时，“全球化”已经不再是未 来学家的预言了。一个被贴满信息标签的技术大综合趋势所推动、被文明冲突与融合两 股冷暖洋流所激荡、被此起彼伏的局部战争、多米诺骨牌式的金融危机和南极上空的臭 氧层空洞所困扰、并让所有人包括预言家和占卜师都感到陌生和意外的时代，正在20世 纪的黄昏和21世纪的黎明之间徐徐展开。
    全球化整合，全面而深刻。经其无情点化，必然要改变甚至消解的，是以国家为主 体的权威地位和利益边界。诞生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的现代概念的“民族国家”， 已不再是高居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组织顶端的唯一代表。超国家、跨国家、非国家 组织的大量出现，同国家与国家间固有的矛盾一起，正在使国家权威、国家利益、国家 意志受到空前的挑战[2]。

　　[1]1648年欧洲协议的总称。它结束了西班牙、荷兰八十年战争和德国三十年战 争的局面，并被认为确定了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解散前所订一切条约的基础。
    [2]国家至高无上的地位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最具代表性也令人最担心的是，国 家对于武力的垄断地位受到了严重挑战。按照厄纳斯特·吉尔纳在《民族和民族主义》 中的看法，国家的定义是唯一可以合法使用武力的单位。据美国《新闻周刊》1997年关 于“21世纪安全威胁来自何方”的民意调查，32％的人认为来自恐怖主义，26％认为是 国际犯罪和贩毒集团，15％认为是种族仇恨，第4位才轮到民族国家。美国陆军在一份在 网络上公开，却未出版的小册子（TRADOC PAMPHLET 525-5:FORCE XXI OPERATIONS）中， 明确把“非国家力量”列为“未来的敌人”，“使用赋予它们类似于民族国家的相当能 力的现代技术的非国家安全威胁，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正在向传统的民族国家环境挑 战。从范围看可以分为三类。1.次国家性的。次国家性威胁包括政治、种族、宗教、文 化和民族冲突，这些冲突从内部对民族国家的规定性和权威提出挑战。2.无国家性的。 无国家性威胁与它们所属国家无关。这些实体不是民族国家的一部分，也不想建立这种 地位。地区性的有组织犯罪，海盗和恐怖主义活动构成了这类威胁。3.超国家性的。超 国家性威胁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在地区间乃至全球范围内活动。它们包括宗教运动、 国际犯罪组织，以及协助武器扩散的非正式经济组织。”（见《信息时代的世界地图》， 王小东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P44－46）美国军方没有把攫取垄断利润的跨 国公司当成对安全的威胁，除了他们根深蒂固的经济自由意识外，还在于他们把威胁仍 局限在军事领域的见解有关。像微软、美孚－埃克森这些富可敌国的跨国公司，也会对 国家权威造成实质性威胁，甚至对国际事务产生重大影响。
    
    与早期民族国家生成时，大都经过铁与血的战争为其助产一样，在民族国家向全球 化的转型中，也无法避开巨大利益板块的碰撞。所不同的是，今天能够解开“戈第安之 结”[3]的手段，不光是剑，因此它不必再像我们的祖上们那样，总是把武力解决作为最 后仲裁的上诉法庭。政治、经济、外交，任何一种手段，都已经有足够的力量成为军事 手段的代用品。但人类却毫无理由对此感到欣慰，因为我们所做的，不过是尽可能地用 不流血的战争去替代流血的战争而已[4]。其结果是，在缩小了狭义战场空间的同时，又 把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广义的战场。在这个战场上，人们一如既往地争夺、劫掠和厮杀， 武器更加先进，手段更加高超，只是少了一点血腥，但却同样残酷。现实如此，人类的 和平之梦便依旧飘渺而遥远。即使乐观地说，在可以想见的岁月里，战争也不会匆忙绝 迹，不管是流血的还是不流血。既然该发生的事情终究要发生，我们现在要做的和能够 做的事情，就是如何取胜。

　　[3]相传亚历山大率军攻入小亚细亚腹地后，在戈第乌姆城朝拜宙斯神庙，庙中 有一辆曾属于弗里吉亚国王米第阿斯的坐车，被一堆杂乱无章的绳索紧紧缠绑着，据说 从来无人能够解开它。亚历山大面对此结沉思片刻，突然拔剑砍下，将其一举断开。从 此，“戈第安之结”便成了那些不易解决的复杂棘手难题的别称。
    [4]在未来战争中，像金融战那样兵不血刃而屈人之国的战事会越来越多。设想一下， 如果1998年8月香港金融保卫战失利，将对香港甚至中国的经济产生什么样的灾难性影响？ 而这种情景并非不可能，如果不是俄罗斯金融市场崩盘，致使金融投机家腹背受敌，结 局如何尚难预料。
    
    面对将要在无边的战场上展开的广义战争，仅凭军队和武器，已经无法实现大战略 意义上的国家安全，也无法维护这一级别上的国家利益。显然，战争正在超出军人、军 队、军事的范畴，越来越成为政治家、科学家甚至银行家们的事。如何进行战争，自然 也就不再是只由军人们去考虑的问题。早在世纪之初，克莱孟梭就说过，“战争太重要 了，以至于不能交给将军们去干”。近百年的历史却告诫说，把战争交给政治家们去干， 同样不是解决这一重要课题的理想办法[5]。人们转而求助于技术文明，希求能从技术的 发展中，找到控制战争的阀门。但令人失望，整整一个世纪都快过去了，技术得到了长 足的进步，战争却依旧是在笼头和鞍鞯之外撒欢儿的野马。人们又乞灵于军事革命，指 望高技术兵器和非杀伤性武器，能减少平民乃至军人的伤亡，以降低战争的残酷性。然 而，军事革命发生了，它和其它革命一起，改变了20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世界已经不 是原来的世界，战争却依旧是原来那般残酷。唯一不同的是，这种残酷以区别于两军厮 杀的方式得到了扩大。想想洛克比空难，想想内罗毕和达累斯萨拉姆的两次爆炸，再想 想东南亚金融危机，应该不难理解，这另一种残酷意味着什么。

　　[5]不论是希特勒、墨索里尼，还是杜鲁门、约翰逊以及萨达姆都没能成功的驾 御战争。也包括克莱孟梭本人。
    
    这就是全球化。这就是全球化时代的战争。尽管只是一个侧面，但却是令人触目惊 心的侧面。当这样的侧面朝向立身世纪之交的军人们时，或许，每个军人都该对自己发 问：我们还能做什么？如果莫里斯、本·拉丹、索罗斯之流，都可以称之为明日战争的 军人，那么，还有谁不是军人？如果鲍威尔、施瓦茨科普夫、达扬、沙龙之辈，都可以 算做是穿军装的政治家，那么，还有谁不是政治家？这就是全球化和全球化时代的战争， 留给军人的困惑。
    既然军人与非军人的界限已经打破，战争与非战争的鸿沟几近填平，所有的难题都 由于全球化趋势变得环环相扣、互相咬合，那就必须找到一把钥匙。这把钥匙应该能打 开全部的锁，如果这些锁是挂在战争大门上的话。而这把钥匙必须适合从战策、战略、 战艺到战术所有级别的尺寸，也适合从政治家、将军到士兵每个人的手。
    除了“超限战”，我们想不出还有别的什么更合适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