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3年冬，舒曼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常在晚上到莱比锡小屠夫街三号咖啡树酒馆去聚会，筹划出版《新音乐报》的事。
舒曼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即使和知心朋友在一起，也很少说话。对他来说，沉思默想简直就是一种享受。他在莱比锡交上了一个朋友，名叫亨利埃特·沃伊格特（1808—1839），是个弹得一手好钢琴的女青年。
据她告诉德国作曲家陶柏尔特（1811—1891）说，有一个夏天的晚上，她和舒曼一起演奏完音乐后一同泛舟河上，两人默然相对，在船上静静地坐了一小时，临别时舒曼紧握着她的手说：“今天我们有了深刻的相互了解。”舒曼不苟言笑、耽于冥思的性格，由此可见一斑。
他对当时艺术上矫揉造作、墨守成规、粗制滥造的作风十分痛恨，心里有许多话要说；但他喜欢采用的表达方式，是动笔，而不是动嘴。
1834年4月3日，《新音乐报》问世，创刊号上刊登了莎士比亚历史剧《亨利八世》开场白中的 诗句作为题词：只有那等听客，他们来到我们戏院只想听浪荡快活戏文 和耍枪弄棒的声音，只想看身穿镶着黄边的彩袍的丑角，才定然会感到失望。 通过意味深长的几行古诗，反对浮华庸俗、维护艺术尊严的旨趣，已经昭然而现。
舒曼为《新音乐报》所写的文章里，经常提到“大卫同盟”和它的盟友弗罗雷斯坦与欧塞比乌斯。“大卫同盟”是一个只存在于创始人（舒曼）头脑里的组织。它的产生，一半出于幽默风趣一半出于诗人的幻想。
1835年弗罗雷斯坦（舒曼的笔名之一）在《忏悔日星期二的演说》中解说“大卫同盟”的名称说：“大卫的盟友们是注定要消灭音乐和其它方面的一切非利士人的青年和成年人。”非利士人是古代地中海东岸的居民，以思想庸俗、心地狭窄著称。而大卫则是《圣经》中打败非利士人、统一犹太各部落，受到民众爱戴的古代以色列国王。在德语中，非利士人是未受大学教育、过着一般市民生活、庸庸碌碌、墨守成规、心胸狭隘、头脑空洞的人，和具有高尚文化修养、胸怀热忱、奋发有为的人士遥遥相对。
舒曼用大卫同盟来代表艺术上的革新派，用非利士人来代表保守分子。大卫同盟的三个主要盟友弗罗雷斯坦、欧塞比乌斯和拉洛，实际上是舒曼常用的三个笔名，代表舒曼性格的矛盾而又统一的三方面：弗罗雷斯坦刚毅果敢，豪放不羁；欧塞比乌斯文质彬彬，富于幻想；拉洛则是两者的折衷。
舒曼以理想替代现实，虚构出一个“大卫同盟”，是受了德国浪漫主义小说家 霍夫曼（1776-1822）的小说《谢拉皮翁兄弟》的影响。在舒曼的想象里，凡和他志同道合的人，都是大卫同盟的盟友。他在1836年写给他的朋友、德国音乐学家楚卡尔马利奥（1803—1869）的信中说：“大卫同盟意味着一个明智的兄弟会，它羽毛丰满，枝叶茂盛，我希望它能结出黄金之果来。”
在舒曼的创作中，大卫同盟的精神是贯穿始终的；我们不仅可以从三十年代的《第一钢琴奏鸣曲》（作品11）中看到弗罗雷斯坦的英雄气概和欧塞比乌斯的诗人气质，就是1848年革命时期所作的四首钢琴进行曲（作品76）和三首男声合唱曲（《武装起来》、《黑、红、金》和《自由之歌》），也还是和大卫同盟针对非利士人的战斗精神一脉相承的。
回答评级：★★☆☆☆☆☆☆☆ 回答者：{xhwangz}xhwangz 6-28
回答